首先我要更正一下：昨天打字太多，外事干部的文章，被我打得错字虽经校对还是有点多，被霍查清洗的巴卢库那一段，应该是阿尔巴尼亚。还有法国跟我军交往那一段，应该补上：1996年陪曹副总长带俄罗斯边防军官去大连休假时，受到64集团军军长葛振峰的宴请，当时我方没有介绍葛的真实身份，是以大连警备区司令员的身份出面接待。在这前后，王光明大校还奉命约见了法国驻华国防武官，表示他们海军武官去武汉造船厂偷拍新生产的潜艇是从事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鉴于中法两军关系好，我方没有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只请法方另派一位海军武官。

80年代南京军区驻扎伊尔专家组车管干部打翻译

1984年11月13日，总参外事局欧洲处王光明参谋和司机胡正顺陪同首席专家宋汝安(曾任外事局非洲处处长、办公室主任)起飞离京，前往驻扎伊尔中国首席军事专家办公室赴任。

王参谋回忆：

当时我国在非洲只在两个国家设有首席军事专家办公室，一家是在坦桑尼亚，早在60年代就成立了；另一家是在中非的扎伊尔，是1979年成立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1973年访华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我国也加强了对扎军援的力度，派出了各方面的军事专家。有帮助训练突击旅的，有帮助维修坦克、巡逻艇的。

首专办有一位首席军事专家负责全面工作，下面有两位参谋，一位负责对外，一位负责对内。由于人手少，一位还要兼任会计，另一一位还要兼任出纳。另外还有一名司机，一名炊事员。

我刚去时在国内是副团职参谋，在国外享受二秘待遇。到了1985年5月我升为正团职参谋就享受一秘待遇。首专办不是按专家待遇，而是按使馆待遇，首席专家是使馆党委委员，按参赞待遇。二秘的待遇当时是每月发合人民币104元的外币，两年之内，可以用这些钱在外经部的采购点，购买当时国内十分紧缺的日本产的彩电、冰箱和洗衣机。
出国之前，我做了认真的准备，熟悉扎伊尔的国情、军情。过去虽去过非洲的刚果(布)，是当军专组的翻译，而这次是在首专办当参谋，情况不同，要求也不一样。出发前，前任首席向宋汝安首席和我介绍了情况，讲到了首专办存在的困难，比如欠房东的房租（房租应由受援助国军方支付，但他们缺钱又效率低，经常欠租），车辆状况也不太好等等，使我心里多少有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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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右一穿工作服者为王光明，左二是刚果总统恩古瓦比

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军专组党总支委员和首专办党支部书记，我还协助首席军事专家做好各专家组和首专办的政治思想工作。

坦克组、海军组离首都较近，开车就可以去，或他们到首都来都还方便。而跟远在1,000公里之外驻基桑加尼的扎军第41突击旅军专组联系起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只能每周二下午定时到陆军参谋部，通过他们的电台与突击旅的电台，与在那里等候的专家组组长或副组长通话，了解他们的情况与需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两年的时间内，我去基桑加尼的次数最多，一共去了6次，有时乘扎军的运输机去，有时乘扎航的航班去。

有一次是受使馆和首席的指派，专程到组里处理内部团结问题。

组里内部矛盾激化，一位车管干部打了翻译，这位翻译以绝食表示抗议，并说如果使馆不派人来解决，他就绝食到底。鉴于此，使馆开会研究决定派我去处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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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起，我国从南京军区所属部队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去培训由我国提供全部装备的扎伊尔军队第41突击旅。这是扎军的一支主力部队，部署在扎东部和东北部一线。

刚开始时专家和翻译都很多，组长名叫郭锡章，是野战部队的副师长（曾任106团团长、36师师长、12军军长），后来升为南京军区副司令（2023年1月3日在疫情高峰因感染病逝）。副组长吴铨叙，当时是团长（陆军第2师炮兵团长，驻扎伊尔军事专家组副组长兼团营战术专家，回国后任炮9师参谋长、陆军第1军第2师师长、1军参谋长、第1集团军政委、军长），后来升为副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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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后勤的军事专家，名叫温光春，当时是60军后勤处长，后来升为总后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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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去扎工作时，培训工作已结束，只留少部分的专家搞复训。俗话说：无事生非。事情少了，内部矛盾就增多了。专家内部相互闹矛盾，尤其是翻译与部队来的干部互相看不惯，发生的矛盾就更多。
到了军专组，我首先了解情况，找当事人双方谈话。经过做工作，被打的翻译情绪稳定下来，开始吃饭了。打人的专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在支部大会上作检讨，当面向被打的同志赔礼道歉。

在个别谈话的基础上，我又召开了支委会，大家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在支部大会上，当事人双方都讲了话，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当然，主要的责任在打人一方，大家发言对他进行了帮助。

不过在私下，有的同志提出要对打人的专家进行处理，我又做这些人的工作。我说，在国外工作有特殊性，一些在国内看来是可行的办法，在国外就不适用，总的做法是化解矛盾，不能激化矛盾。我国在莫桑比克使馆发生的枪击事件，翻译唐健生从莫方要来的枪，开枪打死使馆多名同志。原本很简单的事，使矛盾激化了，才出现这种恶性事件。

我回到首都金沙萨，将处理的经过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认为我处理得当。

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借警卫手枪打死9人

由王先生的回忆引出了驻莫使馆的一起恶性案件，网上的帖子是这样记述的：

1982年7月29日上午，我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敲开了同为翻译的王某的房门，用从莫桑比克警卫那借来的手枪对准王某头部就是一枪。唐健生疯狂地连续作案，使馆共有9人人遇难。

唐健生出生于江西一个干部家庭，从上学到入伍，各阶段表现都十分优秀，多次评功授奖。他身高1米8左右，长相帅气，让他十分高傲，很少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因为优秀的表现和外语能力，他被选为大使馆职员，以外语翻译的身份，同使馆人员进驻莫桑比克工作。

根据唐本人回忆，他是因为一句话动了杀人的念头。案发前6月17日下午，他陪翻译居某去市区内中心医院看病，因为居某病情发作得突然，在医院看护居某的唐健生就打电话给使馆经参处的秘书李某，“居某犯病了，应该怎么办呀”。

李某不知是天热心烦还是从哪里惹了一肚子气，当唐健生给他打电话时，就十分气恼，回答得糊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句话一下触怒了唐健生，“什么叫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什么态度啊？怎么这么说话？”

李某说话也冲了起来：“本来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后两个人在电话里就吵了起来。

唐健生盛气凌人，眼里难容沙子，被人这么一说在他看来和杀父夺妻的仇一样大。

于是在安顿好居某后，唐健生就返回了使馆，找使馆负责人史某评理，在评理时唐就和李某撕扯起来，唐还动手打了李两个耳光。

在负责人看来，李某固然有言语态度问题，但是这不是唐健生动手打人的理由，本来出国在外代表着就是家乡的面子，你这种火爆的脾气不知会为使馆惹下什么严重的事情，史某就停了唐健生的职务，让他写检查，反省自己的过错，其实换个思路看，史某其实也是护着唐健生，打人的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不严惩，日后如何管理大家。

7月12日晚，在使馆举行的日常会议上，唐健生上台作了自我检查，然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过错做出深刻反省，反而说是因为李某的过错才动手。这就导致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他的检查不够深刻。

史某找到唐某说了大家的建议，希望日后唐某能够减去浮躁，谦虚纳言。唐健生却怀疑这个会是提前布置的，是有意对他报复。

7月19日，使馆领导通知唐于8月7日回国。随后，唐的妻子也被自己部门通知随唐一起回国。唐健生一下就炸了，认为他就是有罪也不及妻子，这就是搞连带；哪怕负责人说这只是正常的工作安排，让他不要多想，自以为是的唐健生都认为这是对他的欺瞒。

于是他想到了报复，因和莫桑比克警卫营的上尉营长关系很好，事发前一天他从营长那里借来一支苏制五九式手枪，24发子弹，决定在29日实行报复计划。

7月28日他趁妻子外出工作，自己在宿舍内录音，内容是自己为何实施报复杀人，一切都是被别人迫害的。为防止妻子被连累，他写下了离婚协议。

29日早上，他进入邻居翻译王某的房间，闲谈时趁王某不注意，对准正在收拾卫生的王某头部就是一枪，王某当场死亡。然而枪声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或因唐使用了某种消音措施。

​在杀害王某后，唐下楼到食堂吃了早餐，然后乘坐电梯到5楼，叫开机要员许某的门。许和妻子陈某正在屋里吃早饭，陈问唐：“有事吗？”唐随即回应：“没什么事，想找老许聊聊。”不等夫妇二人再开口，唐掏出手枪对准许和陈的头部连发两枪，将许和陈当场打死。

随即反锁上门，乘电梯回到7楼，去找办公室张主任，声称要和张说说话，随即开枪将其打死。

接着唐又返回到4楼找到负责人史某。此时，史某和夫人、使馆医生王某同时将两个房门打开，唐一看不好下手，便伪装向王要药，把王某骗到8楼医药室，将她枪杀。

此刻，已到8时30分，使馆有要事找机要员，因到处都找不到便将机要室撬开，发现两名机要员（许、陈）已惨死在血泊之中。

使馆领导立即下令将大楼前后铁门锁上，同时派人报告莫桑比克外交部和警察署，请求协助捉拿凶手。

唐健生仍在穷凶极恶地继续作案，又有4名使馆人员倒在他的枪口下。

唐打死9人后，跑到地下室后把所有的电话线扯断，切断了使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这时，莫桑比克警方已派警察包围了使馆。唐健生知道插翅难逃，随即返回宿舍，写了一张“我停止行动”的字条扔下楼；同时，把手枪和剩余的14发子弹也扔到使馆院外的小花园中。

他走到楼底层传达室门口，被戴上了手铐。此案被国内警方接收，随后唐健生被押送回国，经过审判，12月13日唐健生被判处死刑。

建军55周年前夕郑延峰劫持乌干达专机企图叛逃台湾

王参谋还记述了与唐健生案同时发生的、在国内的一件事：1982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5周年，逢五大庆，国防部招待会的规格高，出席人数多。由于外交部进行礼宾改革，不排桌次，只在宴会厅设主宾席。主宾席就是摆一长排沙发，出席的主要领导坐在那里，其余人都站着。服务员用盘子端着送饮料和食品，这次建军节招待会是按这个形式进行的。

建军节前夕，乌干达军事代表团访华。按分工，外事局负责接待，保卫工作由总政保卫部负责。身份高的军事代表团还要派随身警卫负责团长的安全，这次总政保卫部干事郑延峰当随身警卫。在执行任务之前，由于他同保姆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受批评，单位开过几次批评帮助会，让他作检讨（当时虽已开放很多，不像“文革”时期军人谈恋爱都要组织审查对方社会关系、进行外调，出具确定恋爱关系同意书，同意了就必须结婚，否则纪律处理那样严厉，男女关系仍属大戒，并在83年“严打”时升高到了更为严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部警卫处的领导还派他出差。

代表团在北京参观之后，由外事局副局长沈少星及工作人员陪同，乘空军三十四师的专机到南方访问。在结束了在南方的访问之后，从上海飞回北京，准备参加建军节招待会。当飞机在安徽上空飞行时，发生了郑延峰劫机的事件。

当天，我正在外事局值班室值班，上海警备区办公室主任王顺全打长途电话说，乌干达军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被劫持，让我报告领导。当时还不知谁劫持的飞机。

过了一会，空军司令部航行局通过保密电话问：“你们外事局是不是有个叫郑延峰的，是他劫持飞机。”他们误以为郑延峰是总参外事局的人，我回答说，郑是总政保卫部的干事。

接电话时，飞机仍在安徽上空盘旋。我立即下楼将这件事报告礼宾处领导，两位领导都不在，我越级报告正在外宾接待室接待外宾的局领导，他让我立即电话报告主管外事的徐信总长助理和国防部长耿飚的办公室。

这是建国以来发生的第一起由警卫人员劫持飞机的事件。在这之前发生了几起劫机事件，都是劫持民航班机，（叛逃到台湾也是空军、海军驾机、驾艇去，没有胆大到劫持军队专机的。这架被劫专机为50258“子爵”号，接他们回北京的机号是5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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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来在现场的同志讲，郑带着手枪和一瓶矿泉水到了前面的驾驶室。机长是空三十四师的蓝丁寿，还有一位副驾驶和一名领航员。

郑拿着枪威胁让飞机往南飞到台湾。机组的同志没有慌，而是同他周旋，飞机仍在安徽上空盘旋。

机长急中生智说：既然你要飞机飞台湾，那我们就看看飞行图，看怎么飞。郑信以为真，弯下腰去看飞行图。这时机长使了一眼色给另外两个同志，他们三人使劲将郑按住。由于驾驶舱面积较小，他们使的劲又大，四人一起摔到门外。

就在机组与郑周旋时，外事局的同志也知道了飞机被劫持，后面机组的同志和两个女乘服务员在沈副局长的带领下也作好了准备。

当时，机组的同志还想冲到前面与郑搏斗，被沈制止了。他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决定等待时机。他让外事局的同志一部分人稳住外宾，与他们聊天，另一些同志做好准备。
当四个人冲开驾驶舱倒在外面过道的地上时，外面的人已作好准备。一名机械师拿着消防斧，因四人都倒在地上，看不清谁是谁，机长说中间的一个是郑时，他一斧头下去，打在郑的头上，他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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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紧急迫降南京机场。外事局陪同的同志告诉外宾，飞机有些机械故障，需要换乘一架飞机回北京。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马上就赶到了南京，派去的另一架飞机将代表团接回京。

事后，空军召开大会表扬机组，该机组被命名为“蓝丁寿机组”，立功受奖；两名女乘务员也提干，上了大学。

听到这个消息，我跑到柴成文局长办公室，我说，空军都那么大张旗鼓地宣扬他们的事迹，我们外事局也应该有所动作。

不久，外事局的同志也立功受奖，沈少星、傅加平因是领导干部，只是受表扬，礼宾处参谋罗振安荣立二等功。